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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培源生命因科学精彩(下)

  南方网讯科学界人士大多知道周培源与爱因斯坦有“交谊”,知道周培源是相对论专家,因此,陈伯达抓“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斗、批、改”,“就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批倒、批臭,永世不得翻身!”陈伯达自然知道,周培源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子,如果周培源批判爱因斯坦,群众不用发动了。于是,他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,号召大家从科学上、哲学上把爱因斯坦打倒。要做到家喻户晓,中、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,打倒相对论。

  这些话我们今天听来会觉得荒谬、可笑,想必周培源先生当时就觉出其荒谬、可笑了,他表态:“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,批不倒。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,可以讨论。”

  私下里他同学生交流看法:“讨论,也是物理学家的事。”他还认为陈伯达“胸无点墨”。

  陈伯达所以要下力攻克周培源这个堡垒,是因为此前他已了解周培源的基本态度。

  1969年10月,中科院“批判相对论学习班”撰写了《相对论批判》一文,又召集周培源、吴有训、钱学森等人及青年物理工作者座谈、表态,自然有拥护者,也有反对者,轮到他发言时,他只介绍爱因斯坦生平及与爱因斯坦的交往,可谓不动声色,但当他听说此文就要在《红旗》杂志公开发表时,他沉不住气了,找到主持会议的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明确表态:“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《红旗》杂志上,否则,将来我们会很被动。”

  后来,陈伯达因拥戴当国家主席,很快就倒了台,批判爱因斯坦、批判相对论终于没有酿成小学生都参加的全动,否则真是历史的大笑话,是民族的大耻辱,那耻辱对民族心理和后代人的影响,可能不亚于鸦片战争、《南京条约》。

  周先生顶住了,他不仅坚持“不批判”,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力所能及范围内“反批判”的,譬如“提提醒、点点火”。这是他的智慧,可能也是无奈之举。

  1972年,杨振宁先生回祖国大陆省亲,周恩来总理设宴款待,周培源先生作陪。若论杨、周关系可谓两代世交,三重情谊。两人初相识时,杨振宁7岁,随母亲自上海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与父亲杨武之团聚,而受杨武之先生之托一路照顾他们母子的,正是留洋归来的周培源,那时杨振宁喊他“叔叔”。西南联大时期,杨振宁主攻理论物理,学习了周先生三门课程:力学、流体力学和相对论,两人有师生之谊;杨振宁的硕士导师是统计物理专家王竹溪先生,而王先生又正是周先生第一号大弟子,杨是学生的学生。所以,虽贵为诺奖大师,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对“培源师”取恭敬之势。

  周总理与周培源先生也有很亲密的友谊,外事活动中,周总理常称其“美国通”。尽管比周培源年长5岁,却常常随了众人喊他“周老”。

  席间,以这样的关系自然是“酒逢知己”,娓娓长谈,后来谈话内容得到毛主席肯定:“杨振宁讲话实在。”

  杨振宁向周总理指出:“中国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,这很好,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必须的。但目前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,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,应引起重视,科研机关也存在不重视理论的倾向……

  十几天后,周总理接见任之恭、林家翘等美国华裔科学家,当面指示周培源先生,把北大的理科基础教育抓起来,“有什么障碍要排除,有什么钉子要拔掉”。

  此时,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陷于停滞,“实验室车间化”、“学校工厂化”是普通现象,科研人员下乡种地,譬如北京大学与中科院等4单位组建的“基本粒子组”,“文革”前在粒子物理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,建立了“层子模型”理论,站到了国际前沿。“文革”开始,高崇寿、何祚庥等青年学者均遭冲击,下放劳动,一下子拉开了与国际同类研究的距离。理科无用、知识无用,科研人员打扑克、下象棋,许多人转了行,“文革”前跟随周老做湍流理论研究的黄永念,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模具钳工……

  有总理指示,周老如同得到尚方宝剑,以积极姿态“重整山河”,并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文章《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》,如空谷足音传达了知识分子心声,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,但很快就遭到“”的攻击,张春桥、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了围剿周培源的文章,声言要揪周培源的后台……

  直到1977年“”垮台后,杨振宁先生才得知自己“进言”的连锁反应,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,因为他不怕压。”

  在20世纪中国那些特殊年月里,向以科学为本、教育为本、且善气迎人的周培源教授,不得不走到时代的风口、湍流的漩涡,站到政治思想理论的前台,为科学正名,为真理发真言。“”倒台后,为廓清、匡正种种“左”的观念,他先后发表了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》(与郭罗荃、武际可合作)、《访美有感》和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》,对高校教育及改革、三峡工程的决策论证,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探讨。

  据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介绍,其中《技术》一文,曾七易其稿,写作历时一年半,发出几百封征求意见信,《访美有感》也请一些老教授座谈意见,体现了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。1991年,周培源先生在一次会议上,将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概括为16个字:独立思考,实事求是,锲而不舍,勤能补拙。

  在为那个星斗满天的学术讨论会举行的酒会上,周培源先生身旁一位着红色丝绸上衣、坐在轮椅里的女士,正是周先生的老伴、清华附中退休外语老师王蒂澂。

  1932年,两人喜结连理,成为清华园里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,曹禺先生在世时曾对周如苹说:“当年,你妈妈真是个美人,你爸爸真够潇洒。那时他们一出门,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。”

  周夫人王蒂澂可谓“北人南相”,面容清秀、雅丽,性格却是北派:大气、洒脱,而且灵性。周先生一生,师友无数,无论清华、北大,还是昆明及至美国,他的家都是欢声笑语的聚会中心。

  北大燕南园,他的家可以推门而入,1952年院系调整后,周先生先后担任北大教务长、副校长、校长,每天都有师生来找,人不在,就在客厅等,喝茶、看书自便。

  昆明西山,林徽因、梁思成、陈岱孙、澳门东方心经马报。金岳霖、张奚若,一班好友,三五相聚,情笃意厚。周如苹说:“我们以梁爸、梁姨、陈爸、金爸称呼,他们之间的友谊两个字:纯洁,根本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。”

  美国的帕萨迪那是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,有两年多时间,留学生林家翘、钱学森、钱伟长、郭永怀等周末都到周家相聚,谈学问、说国内局势,钱伟长、郭永怀两位因观点不同常发生辩论。

  周师母王蒂澂几十年大方待客,为人热情,就连燕南园居委会的老阿姨都说:“王老师对人可热乎啦,拉着你的手问长问短,说话斯文有分寸。”

  被北大老学生们特别称道的是,周先生因工作同某人发生争执,回到家,她从不多嘴“助兴”,而是做了好饭菜送到某人手中,也让人心生嫉妒:“吵嘴的有好吃的,不吵嘴的反倒没份!”

  周先生当年在清华园是翩翩美男子,因风流潇洒与陈岱孙、金岳霖并称“三剑客”,但性情上他不像陈先生那般不苟言笑。常开怀大笑,随和平易。梁从诫先生说,“在他身上,看不到在其他‘大知识分子’那里有时难免的‘名士派’作风和某种怪癖。”

  譬如周家,不仅没有清规戒律,而且还是“没大没小”。小女儿周如苹,生就几分男孩性情,她十多岁时,一位学生正与父亲说话,她从背后以百米冲刺速度飞奔而来,跳鞍马般蹿到她老爸肩上,多亏周先生求学时是清华运动健将,不然六十多岁的人难挡这小牛犊似的蛮劲。

  再者,周先生是个整日把“爱”挂在嘴上的人,女儿说他“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”。譬如他说自己有“五朵金花”——4个女儿加一个老伴,然后是顺口溜:“老大我最疼,老二我最爱,老三我最宠,老四我喜欢。”“文革”时,大字报“打倒周白毛!”从海淀贴到西直门,平日里他无所顾忌:“我是周白毛、周招待,我们家阴盛阳衰”……女儿评价他:“有思想、又幽默”。

  宜兴老家要搞他的“纪念故居”,他千拦万阻,同两个妹妹一起将26间祖屋捐献当地政府做“科普站”,还进行了公证。

  解放后,他属“高薪”人士,月有结余都送到了琉璃厂,收藏大量元、明、清字画。80年代末,周先生对女儿说想把古字画捐出去,女儿是“不管主义”:你跟王蒂澂同志商量吧!其时,王蒂澂同志正在住院,捎话来“想捐谁就捐谁吧!本来就是国家的”。结果145件据说价值上亿元、明、清字画捐给了无锡市博物馆,得到一张证书和几十万元奖金。随后又分别向夫妇俩的小学、中学母校再捐那笔奖金。

  出手如此之大,但日常生活又非常节俭,周如苹说:“有时从我嘴边掉下的饭,爸爸都要捡到嘴里吃了。”女儿的好朋友欧鲁平第一次到家里来,看到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竟穿着一件有洞、露肉的跨栏背心,科学家说话了:“不好意思,不知有女士要来”——他不好意思的不是破背心上的洞,而是他的绅士风度。看来,西学之人也有呆子。

  他的“死板”、“教条”也很有名,女儿如玲决定自费出国留学,科学院领导建议“公派自费”,在待遇上有些保障,他这为父的坚决不同意,于是周如玲凭兜里80美元打天下。可一旦学成,安居就业,几乎又成了老爸的“美国办事处”,找资料、买实验配件、迎来送往。那次,他让两名博士生李永贵、黄超光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,可经费、旅费无从报销,父亲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女儿头上……

  他自己出国开会在经费上精打细算,多做巴士少打的。那年他85岁,住在德国一家小旅店,为了少交一天住宿费,不顾旁人劝阻,中午退房,然后坐在街头长椅上,困得打盹,回国后反向财务退款。

  不过在女儿看来,父母虽然性格不同,却恩爱一生,“人家一辈子没红过脸”,母亲1989年瘫痪之前,两人每年都要踏青、游玩。还没出门,先生就把手臂抬起,相搀着形影不离。出差时大包小包多,女儿只好说:“对不起!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,帮我照看一下东西。”

  周先生早生华发,50岁上右耳失聪,所以说话总“大声嚷嚷”,“自己听不见也怕别人听不见”。于是,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公开“谈情说爱”。每天早上打拳、晨练之后,他一定到老伴房里问安:“你今天感觉怎么样?腰还疼不疼?别怕困难,多活动……我爱你,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。你对我最好,我只爱你!”物理学家带着公式化的特点,天天重复同样的话。周师母便说他烦,可能觉得他不够浪漫!

  89岁时,他的相对论引力论研究有重大进展,一兴奋,心梗住院。91岁时他又招收了博士研究生,想在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。

  1993年11月24日,他如常晨练,又到老伴房里说话,感觉不好,想躺下,就再没起来。

  晴天霹雳,周师母以为谁在开玩笑,一时不能接受。然后埋怨老伴:“不讲信用!说好他先送我,可他连个招呼都不打,说走就走,连个再见都不说……”

  随后,她很平静地面对一切:打电话通知国外的女儿回来;送他走,不要穿西装,中国人穿中山装。

  当晚,夜深人静时,轮椅上的老人要女儿如苹帮她做件事:“替我写封信,带在他身上,贴在他心口。”那晚女儿写了一遍又一遍,不是这个字不对,就是那个字没写好,直到她满意为止:“培源:你是我最亲爱的人,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!”

  有人说他像一座大山,譬如著名数学家、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撰文:“离得越远,对大山的雄伟气势感受得越深刻。”

  有人说他像一条大河,譬如北京大学武际可教授,他说这不仅在于周老是著名的科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,还在于有人沉默、有人顺从、有人阿谀时,他能像大河奔突着向前。

  他和他的挚友,是西学东归的一代,是集旧学与新知的一代,他们把所学所问,同民族的悲惨命运相连,大境界不呼自出。

  科学是他一生的挚爱。如果人生有轮回,有来世,他还会站在太湖岸边,向苍茫宇宙、浩浩乾坤,朗声咏读:天—地—日—月—